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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妻”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

编辑:大魔王 201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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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申报》副刊“谈”的主编王钝根把麦俪昭的故事写成新剧《佛动心》。自1914年10月26日起,到这一年的年底,该剧本在“谈”连载。在曾受教于广方言馆的王钝根的笔下,麦俪昭是“公妻主义”的提倡者和无主义组织心社的。该剧第一幕《心社》是一个闹哄哄的场景。身着西装的麦俪昭在会上发表:“我们中国向来极了,一个女子定要配着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定要配着一个女子,配了一个不准再配别个。我们人类的尽了,简直比狗还不如”,“社会的夫妻好比国的总统是终身任期的,女子一嫁了丈夫便如受了无期徒刑”,“我们的配合,原是活动的、习时的,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手续……今天我合这个男人在一块儿,也许明天合那个男人在一块儿,这就叫每日维新,随时改良”【钝根:《佛动心》,《申报》1914年10月26日,第13版。】。

  1914年10月11日是麦俪昭被的日子。在被肩舆抬着一圈之后,这位诨名“佛动心”的美貌女子被执行枪决。她的同案犯、“奸夫”廖铁蕴仅判9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是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直接过问、“绅商多请予严办”和“几至众口一词”的结果。13天后,1914年10月24日,麦俪昭登上《申报》版,被历数平生。按照《申报》的记述,“擅文墨”“满口新名词”的麦俪昭简直就是时代的阎婆惜:她因爱恋省中某校毕业、年少貌美善谈的廖铁蕴而厌弃丈夫,并捏诬其夫为。【《广州之风流案平生》,《申报》1914年10月24日,第6版。】

  正如徐訏所言,“那些不同的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下意识”若被焕发,往往有更强的“杀伤力”和“动员力”。在1920年代,“”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的武器。孙传芳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公妻”【《孙传芳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22日,第9版。】。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冯玉祥“宣传、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公妻,种种倡言不讳”【《胡毓坤等电》,《申报》1926年4月23日,第6版。】。

  在陈启修写作《女子贞操的价值》之时,1918年的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公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化”。【彭华编译:《苏俄“公妻令”事件》,《看历史》2010年第8期,第22页。】这些说法很快就被指为。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人家为他们造的,就拿的话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原是布尔扎维克给某城的无党人造的。以后辗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转引自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将女子问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挂钩不是陈启修的新创造。《新青年》第3卷第6号刘延陵撰《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第4卷第1号陶履恭撰《女子问题》均采用类似的理。所不同的是,刘、陶的论据来自欧美,【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第19页。陶履恭将妇女问题的解决与经济问题、职业问题、思想问题挂钩,他承认,就这三者而论,中国的发展程度远逊于欧美,“然今日之世界乃交通频繁之世界,经济、职业、思想之发展,无不通布于全球,成为世界的潮流。现于今日欧洲之世界者,明日将现于吾族之社会”。】陈启修的论说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陈文出自理论止于理论,并不涉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男女问题,在实操层面,他远没有张崧年激进,而张崧年也没有期望“女子问题”的立刻解决。《男女问题》一文的结尾写道:“后世几百年的中国,倘能渐渐也便结婚普遍,离婚正当容易么,未来的大上,自然会有一道‘赤’光向他闪!”【张申府:《男女问题》,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署名张崧年,转引自《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20-25页。】虽然将结婚、离婚与“赤光”联系在一起,但在立论的1910年代,新派知识关于女子问题的激进主张大多属于“坐而论道”,并没有人打算骤然“起而行之”。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可见“公妻”的“新动向”:与民初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学的理论,“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法]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著,郑若麟、边芹译:《》,第248页。】,“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Hans-Joachim Neubauer)著,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大失败后,“公妻”成为的“专有”污名,在抗战期间、国共内战之时,乃至1949年之后,不时引发小规模的骚动。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进驻江宁,过葛庄时,被该村五百多名赤膊露胸的大刀会众拦住去,听说新四军“放火”“共妻”,他们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王星火:《黄玉庭将军在苏南》,中国人民协商会议万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万年县文史资料》第3辑,万年县印刷厂1991年印,第56-57页。】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大足县前半个月,乡民因“共妻”,争相嫁女。大足县的轿夫从早忙到晚。有的新娘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三、四岁,“远的一天抬七、八个,近的要抬十个以上。大足县一天至少也得抬上好几百人”【舒全俊:《解放前夕的大足的男婚女嫁的混乱状况》,政协大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足文史》第9辑,1993年版,第122页。】。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明义之妻受与村干部发生性关系并与赵离婚,这让赵明义想起1949年之前广为流传的“公妻”一说,遂在同学中牢骚,:“的基层干部都在搞‘共妻’。”【楚歌:《暗潮》,中华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5-82页。】。此时距1949年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共妻”之说还存留在一名本该“不语怪力乱神”的大学生的印象中,并在激愤状态下被,可见当年这一说法流布之广,进入人们潜意识之深。

  作女子的,因为想这碗饭吃,不晓得受了多少苦,也不晓得吃了多少亏……我现今有一个好法子,叫你们不要靠人,自然就有饭吃。这是甚么法子呢?就是实行……大家齐心起来……把在上的人同有钱的人,一律废尽……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同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那样就有那样,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般。这就叫做“制度”。【何震:《论女子当知主义》,《天义》第8、9、10卷合刊(1907年10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168-169页。】

  在这段引文中,不乏对“”望文生义的“本土化”理解。而这样的文本在为一部分人勾勒美好愿景的同时,势必引起另外一些人对于“”的恐慌。无主义者所理解的女子与“”的特殊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得更加清楚:“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制度之时代也,故群婚制度与制相伴而生,婚姻制度与奴隶制相伴而生”,“今日之一夫一妻之制,无异于买卖结婚,均结婚之变相……处现今之世,欲图男女之幸福,则一切婚姻必由感情结合……然欲感情之发达,必先废……故女界,必与经济相……何谓经济?即财产私有制度,代以”【何震:《经济与女子》,《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204页。】。为增强力,此文将“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宣言》一节”作为附录。

  1933年7月2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两年前作者从武汉初到上海,许多人见面就问,武汉是否常常举行。作者因此感叹:“从上海到武汉,只有两三天的程,而且交通也还便利,然而当时一般人对于武汉的情形,隔阂得竟如不同星球,即是一个毫无使人置信的理由的,也会使人而不疑,大家把武汉看作之邦,为之‘谈虎色变’。”【天马:《由运动想到的话》,《申报》1933年7月20日,第19版。】人们之所以信谣,实因“”曾是大小上轰动一时的消息。1927年4月24日,中华妇女同志会“阅报载汉口妇女藉词打破羞耻,发起免耻大会,以天时尚寒,改期端节举行”,在“殊深”之余,给蒋介石、唐生智发电,发起者及赞成者。【《妇女同志会反对免耻会》,《申报》1927年4月24日,第14版。】滔滔声中,“”是否在端午节举行,并没有见诸《申报》后续报告。

  1927年5月,《新女性》的主编章锡琛在《论礼教与公妻及》一文中写道:

  “公妻”是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和“公妻”时而连用,时而分开,“公妻”有时又被“共妻”所取代。要从语义上对传闻中的“公妻”作出清晰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妻”像一只筐,承载着各种荒诞不经、不讲道理的说法和想象。仅举一例:1932年,大学校长蒋梦麟因离婚与再婚,被时人:“名目虽是成就一夫一妻制度,其实就是打破一夫一妻制度,若再进一步说法,就是公妻了,因为弃妻再娶,非但法所不禁,并且视为当然,大家乐得丢了家中的黄脸老婆,再去寻个年轻貌美的摩登女子来尽尽义务。”【《蒋陶结婚》,《申报》1932年7月5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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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解这些问题要穿越“观点”抵达“社会”。“公妻”必然牵扯妇女问题。而妇女成为“问题”,正是晚清以降的时代风貌之一。从晚清开始,大量新锐刊物曾把妇女/恋爱/两性关系列为议题。这些刊物是观念发轫的地方。但如果止于新锐刊物,与“”“公妻”相关的话题只是社会亚文化的一种。在从激进的亚文化群体“外溢”到社会大众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小说、戏剧等起到了孔道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1920年代的“恋爱小说”“+恋爱”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这方面的出色研究包括:杨联芬:《浪漫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熊权:《“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刘剑梅:《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小说家以日常经验为材料,对、风俗伦理的变迁常有敏锐把握,新的性观念常能在小说中找到踪迹。然而如果止于小说,“公妻”一说的影响力将仍局限于识字/读书阶层。是什么力量让“公妻”之说广为流传?从1910年代起,《申报》版常见军人实行“”,该报副刊版的“游戏文字”则常见“共(公)妻”的不经之谈,这样的呼应关系提示我们:“公妻”是“”的花边,其功用是发酵、膨大对于“”之荒诞与恐怖的想象。因其荒诞不经,“游戏文字”极易成为坊间谈资,让“公妻”从“文字”到“口传”,获得更大的半径。比“游戏文字”的半径更大的是。从1910年代起,不断翻新的让“公妻”家喻户晓,成为巨变时代的人们对于的诸多魔幻想象之一。

  继李大钊之后,刊登于1920年第8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的《劳民底婚姻制度》再次。此文由日人山川菊荣撰写、李达译。山川菊荣考证说:“妇女国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国人阿里夫塞拉的《劳农视察记》。阿氏记录了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特夫的无主义者发布的“妇女国有”的,后被以讹传讹,将“妇女国有”归于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这一传闻的流布极广,中国的也有反应。1918年8月28日《申报》有《俄无党之公妻制》一文。从行文看,该文应译自“萨拉土夫(即山川菊荣所谓萨拉特夫)无党会社妇女国有条例”。的编辑并没有把这则消息太当回事,它没有出现在国际新闻版或版,而是出现在第17版,大标题之前尚有一引题:《四十年后之新世界》,暗示了“妇女国有”是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身体和普遍意义上的勾连在一起,通常都是时代发生狂波巨澜式变动的时候,“公妻”话语的流布便是左证。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此说从海外奇谈演变成伤风败俗的祸水,进而成为各派污名化对手的利器,这一过程参与者众:既有军人、或新锐或激进的知识、报刊文人、电影导演,也有普通。因为参与者众,所以“公妻”之说经久不息。

  小说家言与事实相去多远?1957年,茅盾回忆上海时写作《蚀》三部曲的经历:“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我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选集》第2卷,第396-397页。】通过这段可以看出,《幻灭》的文体是小说,但作者虚构的成分并不多:一则写作是为了换钱度日,是短时间内的急就章,构思、修改之类都能省就省;二则作者提笔“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所写是真实生活经历的复现。《幻灭》如此,《》也如此。茅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交代:《》的构思和写作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天。

  上述游戏文字印证了的心理动机:许多之所以甚嚣尘上,并不是因为者对不疑,而是由于内容让人惊讶和好奇。【[法]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著,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对“公妻”的戏谑之词在激发荒诞不经的想象之余,或许让人们觉得,“公妻”并不,因为太不着边际,谈资耳、笑料耳。但如鲁迅所言,“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独应:《论与主义之别》,《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192页。独应为周树人、周作人在日期间共用之笔名。】,戏说也是耳濡目染。在人物和报刊文人的挪用和衍生之下,“公妻”这一污名的“打击面”从一开始就是游移不定的,兼有奇谈和戏谑的面孔,这正是滋生的温床。

  如《申报》所言,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瑕疵有关。对于主张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陈独秀在3月23日接受广州黎明访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话提起来又好气又好笑,试问父有何可讨?既说是妻不是妓,如何公法?我们虽不主张为人父专把孝的名义来子女,却不反对子女孝父母,更不能说‘孝为之首’。至于‘百行淫为首’,这句话我想除了一班淫虫及讨几个小老婆的大腹买办,不会有这样的主张。”【《陈独秀谈话》,《申报》1921年3月23日,第7版。】“又好气又好笑”“”说明了陈独秀对“公妻”一说的态度。查《新青年》关于妇女问题的系列讨论,陈独秀的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妇女选举权、男女同校、女工等话题。【陈独秀:《通信·妇女选举权》,《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第156-157页;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28-174页;陈独秀:《通信·男女同校问题》,《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第148-149页。】在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独秀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的也多属于此类。他虽曾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但“身体解放”针对的是缠足等。陈独秀观点的激进之处在于“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的内容之一种”。【《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我的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

  就连电影导演也要在“公妻主义”的时代活剧中轧上一角。1926年,东方第一影片公司推出由陆剑芬、任爱珠、周空空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工人之妻》。该片大打“劳工与公妻二大主义之冲突”的卖点,【电影《工人之妻》广告,《申报》1926年9月29日,第17版。】实际讲的却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故事:工人生活辛劳,不足以满足其妻的心。其妻遂携子与私奔。后,妻贫民窟,贫病交加之时写信向夫求救。子被富翁收养,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团聚。父子衣锦还乡,妻在贫民窟孑然病故。【兰夫:《记工人之妻》,《申报》1926年9月13日,第20版。】导演任彭年此前曾执导“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都市婚恋伦理剧是其所长,“劳工”“公妻”,应是打热点议题的擦边球。有趣的是,《工人之妻》的编剧是上文提到的写《佛动心》的王钝根。在《佛动心》中,王钝根对“公妻主义”极尽揶揄,几年之后,他的电影剧本却以“公妻”为噱头。同一时期,《申报》广告版面上打“”“公妻”擦边球的书讯、戏剧广告时有所见。

  对常见诸报端的“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公妻’,‘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良药,是百试不爽的。”【《刘煜得活该》,《申报》1933年2月12日,第20版。】“万应良药”说的正是“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公妻’的‘道理’尽管很,但在当时普通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1924-1927)》,第288页。】。

  章氏将“”之说与“清党”挂钩,虽未给出直接,但两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确实值得注意。周军比对上海、武汉、京津等地,发现“”之说最早于3月间出现在上海报刊上,口吻为将来时态。《汉口日报》上最早出现相关内容是在1927年4月4日,内容是否定另外一份上刊登的“”将于5月1日举行的消息。然而4月中下旬,京津地区对于“”的“报导”已经是完成时态的,且各报所载细节多有出入。《汉口日报》对“”的正式出现在5月7日和12日。【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6-42页。】但并没有止息。1932年,鲁迅在为林克多著《苏联闻见录》所作序言中写道:“工农都像了,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苏联越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盛传广东的,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第5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比照鲁迅写作此文的时间,的时间恰与北伐的兵锋所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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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女性》激进程度形成参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广州《日报》。1926年5月14日,该报刊出一篇名为《青年的恋爱观》的文章,作者提出“废妻”理论:“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时间的久暂问题,视乎恋爱能否继续下去而定……两任何一方对于对方失掉了恋爱的时候,不必经过离婚的手续就可以离婚了。这样的恋爱才是真正的恋爱。”【转引自熊权:《“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第44页。】“废妻”之说固然耸动,其实质不过是民初无主义者“不结婚论”的回响。

  从“五四”到“五卅”,不过6年,五四青年关于“恋爱”的讨论已显落伍。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郑超麟把“不闹恋爱”当作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因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恋爱与》,《郑超麟回忆录》,爱思想网:。】

  本文拟从“观念”入手,试图勾勒观念、言说向“渐变”的过程,以及探究如何催生“行动”。

  与“共妻”之说共存的是的声音。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新青年》1921年刊登的《俄罗斯研究·劳农的妇女解放》等文,都曾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第1版;[日]山川菊荣著,李达译:《俄罗斯研究·劳农的妇女解放》,《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第105-123页。】1934年红军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亦曾专门指导战士如何驳斥“共妻”传闻。【《俘虏工作须知》(1934年3月28日红军部翻印),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川陕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清末民初,无主义者、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这些主张刺激了对“公妻”的想象。在时代议题从无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的过程中,“公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派、无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在这击鼓传花一般的过程中,是最后一个与“公妻”联系在一起的。

  1915年1月16日,有人按天文部、地理部、时令部、部的分类,总结当时社会上的新鲜名词,“公妻”和“花柳大王”“两朝元老”同入部。【济航:《新字类赋目后编》,《申报》1915年1月16日,第13版。】

  自从发动清党运动把完全驱除之后, 保存礼教的呼声忽然又发动起来……某会首领发出党通电,说礼教,提倡公妻,以致女不安室……不久前又看到某女子团体通电反对汉口女子的……从前在的旗帜下究竟有没有做过礼教的工作,我不是员也不是员,所以无从而知……至于说主义主张公妻,那不但维持礼教的人应该反对,便是礼教的我们也绝不敢赞成,虽然我看过直鲁军宣传队所贴的,和新近产者的通电宣言,说提倡公妻,却至今不知道怎样公法。倘使照一般人的解释以为公妻就是公有物,可以任无论那一个男子去向她泄欲,则现代公然通行的制度却不见礼教维持者怎样洪水猛兽地看待……【章锡琛:《论礼教与公妻及》,《新女性》第2卷第5期(1927年5月),第6-13页。】

  在《劳民底婚姻制度》一文中,山川菊荣援引“巴里特氏”及“普来安女史”的《游俄报告》,驳斥了“妇女国有”的。普来安说:“劳农会通过关于婚姻时的,我曾出席……这采决以前,有一兵士起立,主张应离婚在三次以下。又有一兵士站起来说,‘我们相信,为甚么一定要限定人们结几次婚呢?’讨论于是终止了。最有趣的是,结婚和离婚都与吃一杯茶一样,并无别的道理,可是结婚局和离婚局也并没有应接不暇的模样。”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山川菊荣转述普来安的观察,介绍了苏俄婚姻法,撮其要者,有以下几项: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给妇女以可能的范围内的;离婚可由双方同意也可以由一方提出;男女对子女的义务平等;重婚,但不制裁奸通和私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平等……这些立法,被日后的中华苏维埃的《婚姻法》所继承。【《中华苏维埃国婚姻法》第2章第9条:“凡男女实行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第3章第10条:“确定离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第6章第19条:“一切私生子女得享受本婚姻法上关于小孩的一切”。原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6版,转引自蓝全普编:《解放区法规概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3页。】

  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其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这些时论呈现的是武汉“分共”前夕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清洗将至,小说《》中一个测字先生说:“该杀的人多着呢!剪发女子是要杀的!穿过蓝衣服黄衣服的人也要杀,拿过梭标的更其要杀!名字登过工会农会的的,自然也要杀!杀,杀!江水要变成血!这就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样看来,“”大概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世界中一个的花边。

  和许多时代热词一样,“公妻”也有很多“舶来”成份。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背后有一系列的观念生成,而这些观念的问题意识/论点/论据大都是外来的。伴随之越走越激进,观念的更迭也是你追我赶,从“底恋爱”到“恋爱”再到“”即是一例。这些日趋激进的观念被日趋激进的言辞表述出来,确让社会有礼崩乐坏之感。况且,在大时期,“公妻分产大会”和激进的性行为确曾发生。此种观念及行为是刺激制造、相信、“公妻”之说的土壤。如果说在1910年代,“公妻”还是戏说、笑料,到了大刀会众赤膊阻拦新四军的时候,“公妻”已被看作实实在在的。

  主张“”的安那其主义者谦弟曾为主义者“正名”:“近来有不少人总是说着便联想到公妻,好像‘’和‘公妻’是穿上了一条连裆裤不可分离,其实与公妻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主张,任何一个主义者没有一个是主张必须公妻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婚姻制度。”【谦弟:《非恋爱与其他》,《新女性》第3卷第11期(1928年11月),第24-25页。】《大公报》社评也说:“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主义作何解,而就‘’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公妻,相提并论,闻之,如洪水猛兽。”【《在华失败之》,《大公报》1927年7月1日,转引自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1913年12月26日,一篇署名“东尘”的文章提议财政部“颁布命令,凡民间女子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略有姿色者,悉数收归国有,行全国皆妓之制,聘请各埠著名乌龟、老鸨,教之以歌舞、导之以媚术,三月学成,派往通商口岸……行社会主义,开世界公妻之制,所得皮资国家收其半而以其半给还民间”【东尘:《丑富策拟上财致部》,《申报》1913年12月26日,第13版。】。在这篇“游戏文字”中,“公妻”已与“社会主义”挂起钩来。

  1920年代中期的大从南到北席卷中国大地:勇敢的军事行动、对于更合理的的大胆想象、和混乱、豪情和血污、冲决罗网的决心,以及随后的彷徨、幻灭,在短短几年间一一上演。期间,已在报刊上喧嚣的“”与“公妻”第一次有了小范围的实践机会。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到1927年7月武汉分共,武汉曾是的暴风眼。1927年4月,茅盾接任汉口《日报》总编辑时,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大失败之后,茅盾作为蒋介石的犯,从武汉逃到上海,在上海完成了《蚀》三部曲的写作。

  查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始足起一般社会之”,“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令人悚惧”。就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陈独秀与粤教育界》,《申报》1921年3月10日,第7版。】

  北伐既起,“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更进一步倡为公妻,伦纪莫此为甚。”【《吴佩孚对日记者谈讨赤意义》,《申报》1926年7月14日,第6版。】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公妻主义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孙总司令之防赤》,《申报》1926年9月10日,第13版。】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蒋,因为他。蒋,就是扑灭。何以要扑灭?因为……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孙联帅最近对将士之》,《新申报》1927年1月14日,转引自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1924-1927)》,第288页。】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的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新申报》1927年1月17日,转引自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2-56页。】

  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也绝不仅仅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军事上的攻城略地。观念的变化、的变化与的种种动作一起发生,而是管窥的一扇小窗。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的义和团》中,柯文引述了拉尔夫·L·罗对的研究:“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信息’”,“一般包含着带有传谣者强烈感彩”。透过对义和团的研究,柯文对的本质有颇深的体认,他说:一类往往能表露人们原有的和;另一类则深藏着。【[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的义和团》,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162页。】这些看法,颇能印证“公妻”一说的流布:其久经而经久不息正是传谣者强烈感情的外露;之间以“公妻”互相则为时代的政争、党争增加了一道花边。花边远不是根本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是湖北某县农民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上“多者分其妻”。

  主义的者很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刘师复将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激烈行为”和“平民大”。其中,他对有特别的强调:“乃吾人无时无地可以或息之事业。”【《答迦身》,《师复文存》,第167-168页,转引自李帆主编:《思想文丛——无主义派》,第70页。】心社曾在报刊上辟专栏“心社析疑录”,解答读者疑惑,更有社员为表示思想“前进”,在报上发假离婚广告。如此造势,无疑会刺激对于“废婚”“公妻”的想象。

  我们能否据此说,“公妻”的闹剧确曾在一些地方零星上演?1927年1月9日《申报》上的一则消息似可作为旁证:上海防守司令部公开发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声称赤党进入湖北后,武昌县知事牌示田产实行三三一制;武昌法院发布公告,宣布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公布者在“实行三三一制”后打了一个括号,注明“”;在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后注明“公妻”。【《上海防守司令部公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申报》1927年1月9日,第9版。】此公告由北伐军的敌方公布,其真实程度大可怀疑,但此间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北伐”的军事行动是与国民的“司法党化”同步进行的。1926年12月底,国民司法行员会徐谦在武昌召开司法工作会议,会议议决:司法的目的是在“现在及经济制度之下务使农工群众减少”;现行民法以前清《民律草案》为蓝本,有与党纲相冲突者,应酌量变更;婚姻问题,根据婚姻原则,酌量情形办理;地主及佃户问题,以不现在经济社会利益为原则,对佃户采取态度。【李在全:《与党治:的司法党化(1923-194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鉴于此次武汉司法工作会议的,显易被敌方利用附会以为。

  界潮流浩浩荡荡的1910年代,国外潮流与本土经验迅速发生化学反应。从创刊起,“女子问题”便是《新青年》的常备话题,胡适、周树人、张崧年、陈独秀、周作人、杜亚泉、陈鹤琴、刘延陵、恽代英、沈雁冰、蓝公武等都曾参与其间。在观念的光谱上,这些人难以用某一学说、党派所概括。较之大众对“公妻”的戏言,《新青年》关于“女子问题”的讨论更深入,也更贴近学理。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半年的广告,征集对“女子问题”的讨论,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初也有过几篇回答,近几月来,却寂然无声了。”究其原因,周作人认为,“女子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太超前了:“大约人的,总须从心里自己发生。倘若本身并无痛切的实感,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而且不但女子,就是‘男子问题’,应该解决的也正多,现在何尝提起?男子尚且如此,何况女子问题。”【周作人:《的话》,《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第17页】鉴于此,1918年5月,周作人翻译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此文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贞操是否可以当作?到了不必要,或者反于生活有害时,是否应当改正?贞操是否男女都要遵守?是否无论何时何地,人人都非守不可,又人人都能守得住?

  “三部曲”中《》的情节再次印证了前文引述的徐訏的判断:“那些不同的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湖北某县的农民未必读过《新女性》和广州《日报》,对“非恋爱论”“非非恋爱论”等左翼青年的时髦论战谅必也不会感兴趣,但在大的风暴中,他们却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是要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县党部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地将其称之为“妇女的春雷”。【《》,《茅盾选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171页。】

  周军注意到,“”之说蜂起之时,武汉正面临的巨大压力。鲍罗庭曾在报告中写道:“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把国民同蒋介石的斗争理解为国民试图引进主义……小资产阶级根据帝国主义报刊和报刊的描绘来想象主义,说什么‘将拉着女人满街跑(妇女社会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鲍罗庭:《鲍罗庭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1927年5月初),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9-40页。】鲍罗庭的报告与章锡琛对“”的看法可以互证,与《北洋画报》上的诛心之论中“天翻地覆”“党治之下之点缀”亦可呼应。

  另一个与“公妻”密切相关的观念是“杯水主义”。“杯水主义”在1920年代知识译介的苏俄小说、本土的“加恋爱小说”及时代亲历者的回忆录中都能找到踪迹。研究者注意到了柯伦泰小说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影响;【熊权:《“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第52-53页。】陈碧兰回忆录则了“杯水主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存在。【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者的回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4页。】“杯水主义”的影响是否限于留苏学生及左翼文学?“杯水主义”在1920年代的中国曾引起怎样的涟漪效果?以往著述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换言之,对于“公妻”之说的生成和流布,已有研究设置了一些“标”,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此说不断被却依旧经久不息?从何而起?有没有事实的影子?在的产生和流布过程中,什么人曾参与其间?“”与“公妻”是如何被联系到一起的?“公妻”与有什么关系?

  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立法离婚及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受法律的婚外性关系,在当时以至此后很多年的中国仍属激进之议。与此同时,“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目的之利器。

  同样主张,张崧年和刘师复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张崧年强调的是“爱情”,刘师复强调的是“”。在下一个十年,两者的区隔将演变成与唯物、底恋爱与恋爱、非恋爱主义、等等观点的大辩论。在1910年代,对爱情的强调是五四诸子谈论“男女问题”时共同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论基调是主义的。张崧年就曾援引罗素的话说:“不论法律、或是,都不应过问男女之私关系。”对“男女私关系”彻底的主张,主义者和无主义者殊途同归。

  《新女性》创刊于1926年1月,创办人章锡琛。1912年至1925年,章锡琛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编辑、《妇女》主编、国文部编辑,并编辑上海《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日报》副刊、《妇女周刊》。后因主张过于激进,他被商务印书馆辞退。1925年冬天,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人的支持下,章锡琛创办《新女性》社,其办刊初衷之一是“五卅”。《新女性》的作者、包括陈望道、曹聚仁、顾颉刚、周建人、陈学昭、沈端先、谦弟(安那其主义者)等。

  者似乎总是无师自通地把身体作为的资源或的对象,从太平到义和团,从五四青年到北伐青年,从清末男子剪辫到大时期女子剪短发,莫不如是。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的,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战争中,大家‘一杯水’,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我们从这些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实在很不容易了解性观念在各种观点的激冲中,在个理上可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但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那些不同的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它可以与我们的主张与思想不合,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两性问题与文学》,《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9-370页。】

  的重要性也被者深知。“心社析疑录”不久即不见容于栖身的《天民报》和《平民报》。1913年,该社被广东宣抚使龙济光。这也是全国各地党、社会党的共同命运。在民初相对宽松的氛围中,对党、社会党的封剿却异常严厉,或与其主张对社会结构、伦常的剧烈冲击有关系。也是在1913年,经过“二次”的风波,在发表于《申报》的会议训词中,袁世凯说:“然亦非一讲二字而天下遂无不可之物也,乃一般人民将二字认错。而自辛亥以来,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则人之财产、人之妻妾,及其他种种强贼行为,几视为法律所许而莫敢过问。”【《袁总统会议训词全文》,《申报》1913年12月21日,第7版。】在这里,袁世凯将共妻归于一般人民错解“”的。

  这里的“心社”当指刘师复创立的无主义晦鸣学社的外围组织。无论晦鸣学社还是心社,其都是刘师复的亲属和好友,【胡波:《香山名人文化十二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麦俪昭在心社上的很有可能是王钝根的戏说。与主张义、家族主义及主义的晦鸣学社不同,心社的社约纯然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标的,其十二条社约包括: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坐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姓族、不作、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教。【陆丹林:《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舍、心社和民声》,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80页。】其中,“不结婚”的理由是:“夫男女,不过生理上之作用,与饥食渴饮,同为一绝不足奇之条件”,“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男女二人之配合,必体力年龄性行智识等等”,“而人之体力智识,无永久不变之理。及其既变之后两人之情意,必有不适,自当随时离异”【《废婚姻主义》,《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07-114页,转引自李帆主编:《思想文丛——无主义派》,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将戏说和社约对比,可见两者的差异:王钝根将“不结婚/废婚”等价为“公妻”,又将“公妻”这顶帽子扣在维新派与改良派头上。殊不知,主张“不结婚”之时,刘师复早已“告别维新,”。【在创办晦鸣学舍和心社之前,刘师复曾是同盟会的会员,力主并实践暗杀。1907年,他曾谋划暗杀水师提督李准。《心社创作人刘思复》(刘思复即刘师复,师复是后更名),冯:《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但王钝根的戏说和刘师复的主张亦有近似之处:刘说“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到王的笔下,成了“今天合这个男人在一块儿,明天合那个男人在一块儿”。更重要的是,“不结婚”是无主义者所主张的“女界”的论点之一,而无主义者所主张的“女界”很早便与“”挂钩。

  “”和“公妻”本来是两件事,的制造者却无师自通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也并不是纯粹的“发明创造”,主义在中文世界最初的,便与“女界解放”勾连在一起。

  大众传媒上的喧嚣、戏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样一种现实:从清末到1920年代,女性问题是一个热点话题。最早被注意的是妇女在启蒙和自强中的作用:“女学衰,母教失,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43页。】。这一时期,妇女社会身份(“国民之母”亦可视作社会身份之一种)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并未受到过多留意。夏晓虹梳理了清末报刊、书籍中“女杰”人选的变化,发现“女杰”最初纯为欧州人士,后增补了“祖国女界伟人”。在最初的版本中,“女杰”人选身份驳杂,三分之一为欧洲女皇,其后遴选标准集中于对天赋权的争取和上,所选人物也更偏向。到了金天翮著述《女界钟》的时候,党女性赫然列入中外女杰的名单中。【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7页。】同一时期,本土女杰的人选多为“豪杰女军人”、“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花木兰、梁红玉,救亡与自强的意味明显。

  据万仕国、刘禾考证,《天义》在中文世界首次发表了《宣言》第一章和《宣言》序言的。查两文的在《天义》发表的时间是1908年3月,晚于上述《经济与女子》一文附录中节译的《宣言》片段。我们能否据此说:主义之介绍到中国,一开始就与“女界”联系在一起?

  陈独秀主张“公妻”的一出,不仅陈本人,袁振英、陈公博等,也纷纷在《广州群报》、上海《日报》上。论者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主动离开广州系因之转变,并非迫于压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303页。】

  大时期,各种来源、各种激进程度的性主张,在报刊上公开“争鸣”,自苏俄传入的“杯水主义”在此间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苏联,过后,秩序建立,柯伦泰的小说成为。大失败后,柯氏的小说却在中国不断被结集出版。在《新女性》译本之后,夏衍翻译了柯伦泰的中篇小说《姐妹》和另一部小说,将其与《三代的恋爱》合编为“恋爱之三部曲”。1929年,温生民翻译了柯伦泰的长篇小说《赤恋》。1930年,周扬翻译了柯伦泰的《伟大的恋爱》。《》第2卷第8期则将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并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1930年代,“苏联的性文学”在中国已形成谱系:《三代的恋爱》《姐妹》《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苏俄重要译作一览表》,朱文华、许道明主编:《上海文学志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950-952页。】流风之及,“杯水主义”也进入了左翼作家的创作。【胡也频写于1930年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就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在即将奔赴圣地莫斯科的时候,和女友们,笑称女友是“”,女友则骄傲地自己已经和第八或者第九个男性发生了性关系。熊权:《“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第52-53页。】

  1912年6月13日,好事者在“谈”的“游戏文字”栏目为“岭南公妻会”代拟简章:“凡黄花闺女、青年嫠妇、以及广田自荒之姬妾、要需面首之健妇,均得入会为会员”,“凡欲租妻者,既经选定以后,当立承租约一纸存会。如一夫租数妻或数夫租一妻均可”【龙:《代拟岭南公妻会简章》,《申报》1912年6月13日,第10版。】。

  在写于1903年的《女界钟》中,金天翮说:“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之时代”,又说,“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金一:《女界钟》,上海爱国女学1903年发行,第56、12、13页,转引自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211页。】。在《女界钟》中,金天翮讨论了女子的参、婚姻权、教育权、品性、、能力,以期全面刷新一代女性。显然,金氏之所以倡言女权,是因为在他看来女子已经成为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公妻”之说是及保守用以污名化的说法。【“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放火,,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师长,不讲道理,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其实此说之流布早在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总统袁世凯在会议的训词中说:“自辛亥以来,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袁总统会议训词全文》,《申报》1913年12月21日,第7版。】那时,“共妻”被视为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

  这样的理为的激进思想者所继承。陶履恭说:“所谓女子问题者,在今日已无国界可言,自欧至美,自美至亚,女子之乎几无宁日。”【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第15页。】后世的研究者杨联芬认为,“五四”时期的诸多问题(劳工问题、女子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人生观问题、文化问题)中,“恋爱问题”是“介于思想与行动、形上和形下、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枢纽问题。杨联芬:《浪漫的中国》,第43页。时代亲历者张崧年的说法更直截了当:“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么?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餍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张申府:《“社会问题”》,《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转引自《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3页。】

  笔者所见,“共妻”之说进入学术视野,始自熊权对“‘加恋爱’小说史前史”研究。在氏著《“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一书中,有专门章节涉论“共妻”。【熊权:《“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66页。】熊权将“共妻”根源回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宣言》中的相关言论,并将“共妻”在中国的迅速与1927年武汉的“”传闻挂钩。笔者认为,在中国“公妻”之说的来源要比熊权梳理的线索丰富。如前所述,在民初,“共妻”的污名曾扣在派、改良派头上。1910年代,主义者关于婚姻/两性关系的一系列主张,与“公妻”说的发酵亦有密切关系。从1910年代开始,派知识关于妇女问题、恋爱问题、离婚问题、男女问题、男女社交等诸问题的讨论,为1920年代更为激进的主张准备了场和受众。至于“”,李炎胜、周军都做过专门的考察。李炎胜倾向于认为“”确有其事,但各报刊对此事的报导多有不实之处;【李炎胜:《1927年武汉“妇女”》,《党史文汇》2001年第10期,第38-40页。】周军则在比对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不同报刊的报导及各种相关回忆录的基础上,将“”归为“传闻”和“宣传”。【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6-42页。本文认为,“”是“公妻”之说过程中的一个结点,但并不是唯一结点。一个经久不息的,需要“新材料”的不断注入。每一次“新材料”的注入都跟当时的历史情境有关,“”之说兴起的时机大可深究。

  1919年5月,《新青年》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为之一变。该刊第6卷第5号发表了大科教授兼门研究所主任陈启修的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贞操问题》。此文系转载,文章原标题为《女子贞操的价值》。陈启修写道:“自从马尔克司提倡唯物的历史观以来,世界上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家,得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暗示。各种社会的科学,因此都换了面目,与从前是大不相同的了。”依循“唯物的历史观”的径,陈启修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婚姻制度与生产力水平挂起钩来,得出结论:“女子贞操随物质变动而变化。”【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贞操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5日),第57页。】

  1907年至1908年间,《天意》和《衡报》创刊于日本东京,在提倡“女界”之外,两报系统介绍无主义和早期主义。【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1907年,刊登于《天义》的《论女子当知主义》一文写道: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体力行“杯水主义”的时候,柯伦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1928年,《新女性》刊登了《三代的恋爱》,并向读者征集读后感。三个月后,1928年第3卷第12期《新女性》刊出16篇读后感组成的“新恋爱问题”专题讨论。有人认为,“如此种的恋爱中国何尝没有,只不过没有地说出来,造成一个恋爱的概念就是了”【姚方仁:《关于三代恋爱的分析观察》,《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24-31页。】。恋爱和,已不能满足青年的需求,有人提出了“”:“将与的必然联署关系打破”,“强制一个人除了爱人之外不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是今日诸种病态之一”,“不必只限于一人”【剑波:《新恋爱问题——论恋爱及其将来的转变》,《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8-23页。】。有人主张,“恋爱只是玄学的产物”,而事实上,“恋爱不是神秘的、神圣的、更不是灵的”,“的伦理从唯物的历史的解释,皆源于经济的条件”【文宙:《读了“三代的恋爱”“新恋爱道”和“排官僚的恋爱观”三文》,《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31-34页。】。有人更进一步:“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剑波:《新恋爱问题——论恋爱及其将来的转变》,《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8-23页。】这些观念与1920年代初的“恋爱”有近似之处,但已经走得更远,恋爱本身都已被青年视为落伍,恋爱在他们看来就更是一个过时命题,必须被“”所取代。

  到1920年代,“公妻”之议达到顶峰,且与挂起钩来。张申府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观察到,“自从以来,继之以中国,而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所思(其一)》,《张申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从1946年到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公妻”的消息渐次回归《申报》。

  “分共”之后,“公妻”成为的专有。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琼崖之》《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道中,“”“公妻”成为的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实行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失所”【《琼崖之》,《申报》1928年3月2日,第9版。】。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相率营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蒋委员长特订收复区婚姻办法》,《申报》1934年6月21日,第6版;《南昌行营订定办法八条》,《申报》1934年6月24日,第8版。】

  在1910年代,“”和“公妻”在《申报》上有两副面孔:“”现身版,多是这样的消息:“近据各处呈报孙文黄兴、巧辟、印刷册单,由海外潜寄内地,希图煽惑治安,请饬等情。溯自辛亥以后,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全在范围,托名,实行贪暴,其所举动无非绅商、,谬解平等之学说,倡为公妻公产之妄谈,,造言惑众。”【《十一月十二日大总统》,《申报》1915年11月14日,第2版。】“公妻”则以副刊“谈”为舞台。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剧《佛动心》,“谈”上还有很多关于“公妻”的游戏文字:

  长期以来,学界共识之一是:打宣传仗,不是的对手。“公妻”之说却在国共冲突的各个时期腾播诸人之口,这实在证明了在历史巨变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一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1923年,布尔什维克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娅是坚定的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柯伦泰:《三代的恋爱》,转引自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当“身上燃起时,她决不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

  在苏联,“杯水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柯伦泰的小说成为,但“一杯水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我所知道的刘仁静》,高永中主编:《中国史料丛书》第6卷,中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31页。】。陆立之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陆立之:《谁主沉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比《申报》上述消息更早,4月20日出版的《北洋画报》上刊出《的》。作者“诛心”写道:“尝闻古有某吏,得淫妇,褫其裳,缚伏驴上,使游于市,更于鞍间置一突起之木杵……使妇人得尽情发展其性欲……此固之先例矣。今日者,天翻地覆之时也,女子,在党治之下,固为绝不可少之点缀,而被者则以羞耻心为口号。然武汉妇人,既矣,何不干脆‘自动地’骑木驴以当众‘发展其性欲’,岂不更妙也耶?”【诛心:《的》,《北洋画报》第80期(1927年4月20日),第1页。】在这段文字中,“”是完成时态的,但在擅长图片报导的《北洋画报》上却并无照片。同一页,进苏联大人的消息附了三张图,配发的按语称的捕人行为“实辛丑以来,外交界空前之创举”。这则消息和“武汉”共处一版,无意中呈现了某种历史逻辑。

  从清末到民初,“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主义者、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人物、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蚀”三部曲,茅盾有这样一段:“(出版社)曾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结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选集》第2卷,第398-399页。】由此可见:时过境迁,《蚀》的一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但茅盾只做了有限修改,我们今天读到的《》接近1927年春夏之交他在湖北的。

  细查上述言论,金天翮主张的“女权”虽系出自本土的问题意识,但欧洲的影响亦相当明显。夏晓虹考证,金天翮所谓“女权之时代”有日本影响的痕迹。【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第210页。】而“女子问题”在日本成为“问题”,又受到的影响,这种情况从清末一直持续到一战前后。如果说最初是的“女杰”被激进知识引为中国女性样板,一战期间,千千万万为战争后勤努力工作的普通欧洲劳动妇女又带给中国思想界关于妇女解放的新鲜灵感。日人永井柳太郎将1910年代之后欧洲妇女意识的勃兴归因于欧战中妇女和男子承担同样义务,战后则必要求同等。【[日]永井柳太郎:《妇人问题》,《日报》1920年1月11日、12日、13日,第13版。永井柳太郎的论据之一是英需大臣在的。一战中,有二百万妇女在英军需部附属工厂做工,“英队所使用的,有十分之九都是这班妇人做成的”。除了加入军需生产,妇女们还参与了海军、陆军、航空兵和土木军的勤务。】永井柳太郎之说曾连载于1920年的《日报》。

  也是在1934年,红军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公妻”传闻:“说:‘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的。在军阀们,每个人几个穷人的女子,、都是造成的。”【《俘虏工作须知》(1934年3月28日红军部翻印),《川陕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408页。】

  郑超麟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正是《三代的恋爱》发表之时。现实与小说高度吻合。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充满,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体现为家庭、乡土、民族观念的念、旧习惯。这些旧习都以感情为纽带,而党要“打破感情的结合”。因此,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旅莫中国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方针》,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1728-1729页。】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在会上发言: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陈碧兰:《早期与托派——我的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0-167页。】。

  恋爱为何跟小资产阶级挂钩?1920年10月《妇女》一篇名为《性的底新倾向》的文章提供了线索。此文作者本间久雄归纳了欧洲“离婚派”的观点,将其分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别:派主张“恋爱底”,社会主义/派则主张“恋爱”。派把恋爱当作目的,主张灵与肉的统一,唯物派偏重“肉”的。【杨联芬:《浪漫的中国》,第32-42页。】在唯物青年看来,是疾风暴雨,大量的工作有待人做,把时间浪费于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已落伍于时代。蒋光赤就因为跟一个女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而被东方大学的同学嘲笑。【《恋爱与》,《郑超麟回忆录》,爱思想网:。】

  这些问题激发了《新青年》同仁继续讨论的热情,随后,胡适写了《贞操问题》,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张崧年写了《男女问题》。三文的激进程度不同,但都与谢野晶子文章类似,从人性、的角度上探讨贞操问题。张崧年的问题意识和论据都是外来的,他从当时《每周评论》上连载的欧洲小说入手,论证问题时,频频引用罗素的语录,其观点不可谓不大胆:“君宪可以改成。可以改成。婚姻本也是古来传留、霸据、欺伪的制度中的一种……这种源泉的制度有什么不可去,有什么不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此说与王钝根的戏说颇有几分相像),“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从爱情生出来的关系,便该全随着爱情定去留”。